中国历史上其实有不少关于同性恋记载，“男风”在某些朝代也曾十分盛行。汉哀帝就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同性恋，据《汉史》记载，他常常与自己宠爱的男宠董贤同卧同坐，曾有一次白天睡觉，董贤头偏枕了汉哀帝的衣袖，汉哀帝想起床，而董贤却未发觉，汉哀帝不想惊动董贤，于是用剑截断衣袖后才起来，这就是“断袖”一词的由来，后来人们普遍用“断袖”来形容男同关系。

可见同性恋从古至今都存在，是一种自然社会现象。那么，同性恋是如何产生的呢？或者说是什么决定一个人是「同性恋」或「异性恋」呢？

“同性恋基因”论

过去科学家提出性取向是先天基因遗传与后天环境共同作用下的复杂结果这一观点，他们也曾经通过大量研究试图找出影响性取向的「同性恋基因」。

第一个声称发现人身上存在「男同基因」（Gay Gene）的科学家叫迪恩·汉默（Dean Hamer），当时基因测序技术还远远没有现在发达，找一批同性恋者测一遍基因与异性恋者基因对比看看其中有何差别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

那么这位科学家是如何找到「同性恋基因」的呢？

他先找了 114 个有「男同志」的家庭，经过分析，发现这些「男同志」母系家族的男性亲属——舅舅和外甥——也是同性恋的概率更高，而父系家族的男性亲属——爸爸、叔叔和儿子——也是同性恋的概率并不高。

也就是说，「男同基因」应该来自只有母系能传给这些男人的东西：X 染色体。这下，工作量就大大缩小了，汉默从这些人中找出 40 组「男同志」的血亲兄弟，对他们的 X 染色体进行连锁标记分析，通过一些规律，还真就找到了一个疑似「男同基因」：Xq28。

这个发现发表在权威的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质疑的声音铺天盖地。又经过几轮的重复验证，这个 Xq28 基因的作用慢慢清晰起来：它确实对性取向有影响，但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不存在“同性恋基因”

而根据最新发表在《科学》上的新研究几乎可以对这个问题下一个定论：不存在「同性恋基因」，更加不要妄想通过基因来「预测」、「矫正」和「治疗」同性恋。此次人类基因组项目由麻省理工博德研究所、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联合开展，涉及近50万名有同性取向的人，采取的样本越多，研究结果的精准度就会越高。

目前，想要找出个体间表型差异基因层面原因的最好手段，就是「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

从2005年开始，已经陆续有研究尝试利用GWAS寻找与同性性行为相关的基因位点。在这次以Andrea Ganna为第一作者的研究中，他们发现了5个基因位点可能和同性性行为存在联系，2个主要集中在男同性行为，1个集中在女同性行为，另外2个男女都有。不过，Ganna发现的这5个位点都没有位于「X染色体上」。

Ganna利用特殊的位点遗传分析技术对这5个位点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从基因层面来看，每一个基因位点对「同性性行为」的影响程度上限也就维持在8%~25%之间。

而当Ganna将GWAS产出结果综合起来分析时，基因能解释「同性性行为」的可能已经降到1%以下。因此Ganna在论文中写道，“影响率是如此的低，因此不存在任何方法可以从基因中去预测同性性行为。”

性取向不只是先天决定

目前有证据表明可能与性取向有关的因素除了基因，还有「环境」、「出生顺序」、「孕期激素」都会影响下一代性取向。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有 Blanchard 等人进行的社会统计显示：出生顺序对于男同性恋有显著影响。男孩子每多一个「亲哥哥」，成为「同性恋」的概率就要增加三分之一。当然，因为男同性恋的人群基数是 2-5%，有限个哥哥也只让概率增加到 10% 以下，所以大多数有哥哥的男性依然是异性恋或其他取向。

此后，十多项不同的研究和社会调查证实了这一规律。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规律，Blanchard 等人认为，男性胎儿携带的一种「抗原」，会让母亲的身体在再次孕育男性胎儿的时候产生针对性的「抗体」，影响亲弟弟大脑的性取向调节部分。

除了生理因素之外，人也是社会中的人。社会学调查显示，早期生活经历、教育程度、与父母的关系等等，都至少对性取向有部分影响。

不仅是人类社会，动物界中的同性性行为也普遍存在

在动物界中，很少有谁能比灰雁更加忠贞了。绝大多数灰雁都是「一夫一妻」制，成年后，它们常常只与同一只灰雁厮守到老，在随后的10余年中共度余生。只有在原配去世后，灰雁才会寻找新的伴侣。但令人诧异的是，20%的雄性灰雁都是同性恋。

同性恋对于物种的繁衍而言，似乎是非常不利的，但我们看到的是，这一现象在动物界普遍存在。这是必然产物亦或偶然事件？科学家们至今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